時間： 2016-03-18 09:11
來源： 中國水網
作者： 薛濤
研究營銷學的西方專家告訴筆者，現實中幾乎找不到實行邊際成本定價的案例，因為實行的企業不可能生存。現實的定價策略大體可分為成本加成定價和策略定價，前者為了維持足夠生存的利潤，后者為了實現市場份額的目標。
在有競爭者的條件下，存在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過剩產能的容忍度取決于，可調度的資金是否足以熬過市場的困難時期。
西方微觀經濟學只有工資的價格粘性理論試圖解釋失業率的存在，把工會作為價格剛性機制的替罪羊。但是企業理論無法理解為何企業主不能調節銷售價格從而充分利用設備產能，如果不能預測未來的價格走勢， 維持虧損經營還想實現沿時間過程的利潤最大化，純屬紙上談兵。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商業周期理論，和金融的企業兼并理論，從實證上觀察到產能過剩的具體原因，比如固定投資巨大、投資周期長的鋼鐵，和汽車產業的產能過剩要超過固定投資小、投資周期短的輕工業。創新經濟學注意到不同產業的生命周期，又和技術更新的替代速度有關。
最著名的理論是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他認為技術更新的結果是社會主義最終會取代資本主義。這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們注意到市場供求均衡的解只對規模遞減，和規模不變的企業成立。規模遞增企業無法確定供求曲線的走向。壟斷競爭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壟斷企業有壟斷利潤的決定權，使實際產能處在潛在產能之下，以保證壟斷利潤。
問題是，這些理論都不能解釋為什么會出現大蕭條。
我們提出的“代謝增長論”，發現過剩產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規模經濟。新興產業的競爭者必須做大做強，否則就會在競爭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數幾家企業能有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保障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支持研發和營銷的費用。技術落后的產業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沒成本”，和新興技術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術，都是形成過剩產能的原因。
亞當-斯密早就意識到“分工受市場規模限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規模主要取決于資源限制。中國前三十年的艱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經濟封鎖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國生產的廉價產品交換中國稀缺的資源。但是，中國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所以，中國產業目前所受的市場規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國的“過剩產能” 必須區別對待
依據我們前面的分析，我們對目前國內處理過剩產能的政策，有如下建議：
目前“僵尸企業”的提法是不科學的，決定企業前途的不是債務，而是人才和技術。
我們必須搞清所謂的僵尸企業，究竟是技術上已經落后必須淘汰，還是市場波動引起的資金鏈的斷裂？虧損企業的產品究竟是有實際需求的民生產品，還是無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須銷毀？企業的管理團隊，究竟是久經考驗的隊伍，還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須區分化解過剩產能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認錢不認人，成功的投資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賺快錢的項目。中國不但要改進財務的信用制度，還要建立企業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幫助投資者建立經濟信息庫。
加大淘汰技術落后產能，改造污染產能的力度
目前估計的一億噸過剩的鋼鐵產能，以及其他的建材產能，究竟多少是技術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償失的企業，才需要采取關閉淘汰的措施。應當有有關產業的技術專家和行業協會參與調查，不能簡單地用財務標準或資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減少結構調整的損失。
對技術先進、人才集聚的虧損企業，要聯合金融或其他產業投資重組。
中國存在大量重復競爭的企業，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財稅體制鼓勵地方政府保護本地的財政收入，才會競相發展鋼鐵、汽車、房地產等短期暴利、長期過剩的產業。
治理過剩產能尤其要打破地區保護，發展跨區域的整合，才能增強規模效應和國際競爭能力。尤其中國有上百家鋼鐵企業，上百家汽車企業，每家都形不成規模和跨國公司競爭。
要利用這次化解過剩產能的機遇，學習高鐵、核電的整合經驗，組建多個有國際競爭力的鋼鐵、建材、汽車集團，不僅民營資本可以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造，國有資本也可投資有技術、有人才、但是缺資金的民企，在國際競爭中做大做強。
如何改革財政稅收體制以鼓勵跨區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難題，有待中國的體制創新。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協作和長江流域的協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廣到產業鏈的整合，才能發揮社會主義大協作，全國一盤棋的優勢。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過剩產能
即使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表明，傳統的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產能過剩的危機。財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給側的企業，更應當直接補貼急需的弱勢群體。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演美國倒掉過剩牛奶的悲劇。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人均鋼鐵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車保有量，中國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中國只有相對收入水平的產能過剩，不存在絕對的產能過剩。
尤其目前鋼鐵、建材、汽車的產能過剩，與經濟下行的速度與市場景氣的收縮過快有關，也和房地產市場的畸形發展和公共服務的分布不合理有關。
目前中國政府推行的精準扶貧項目，已經確定貧困地區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電等基層建設上的差距。與其用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發錢，不如學美國大蕭條時期的辦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辦法，由中央政府撥專項資金，地方政府向過剩產能的企業采購鋼材、建材，直接撥給貧困地區施工建設。
也可以學家電下鄉的方法，把生產過剩的汽車產能轉產農用汽車，補貼給貧困地區的農民發展運輸和生產。
對于長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學美國1980年代末解決儲蓄貸款銀行危機的辦法，不是搞什么房地產保值，而是把破產接收賣不出去的房產，零首付或超低價轉移給貧困縣以下的居民和無房不敢結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時解決過剩產能、創造就業、和社會維穩的難題。
編輯： 李曉佳
目前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此前分別在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獲得理學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現任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易二零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碩士生校外導師，天津大學特聘講師，并兼任北京大學環境學院E20聯合研究院副院長，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的定向邀請專家，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注冊專家(基礎設施與PPP方向)、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專家、巴塞爾公約亞太區域中心化學品和廢物環境管理智庫專家、中國環保產業研究院特聘專家、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環保產業政策與集聚區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垃圾焚燒專家委員會委員。住建部指導《城鄉建設》雜志編委、《環境衛生工程》雜志編委、財政部指導《政府采購與PPP評論》雜志編委，并擔任上海城投、中建環能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在PPP專業領域，薛濤現任清華PPP研究中心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PPP專委會秘書長、中國PPP咨詢機構論壇第一屆理事會副秘書長、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PPP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國合中心PPP專家庫成員、中國青年創業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智庫成員、中國城投網特聘專家等。
20世紀90年代初期，薛濤在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市政環境基礎設施項目管理，其后在該領域積累了十二年的環境領域PPP咨詢及五年市場戰略咨詢經驗，曾為美國通用電氣等多家國內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對環境領域的投融資、產業發展和市場競合格局有著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力于環境產業與政策研究、PPP以及企業市場戰略指導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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