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2021-06-28 10:52
來源： 中國水網
作者： 薛濤
為什么半導體產業會出現設計與制造的分工?為什么連英特爾和三星這樣的巨無霸也要屈尊去做代工?對這個問題，有個叫西村吉雄的日本記者，在他寫的《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這本書里，做了詳細的探討。
西村吉雄認為，這種水平分工是必然的。半導體產業中設計和生產的分工，就好像出版業中編輯部和印刷廠的分工，它們需要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很少有出版社兼營印刷廠的，一般是由少數大型印刷廠，為眾多的小型出版社提供印刷服務。這其中除了文化的原因，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設備的折舊。
編輯部是知識密集型的，而印刷廠是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印刷設備一般都很貴。如果一個印刷廠只服務于一個出版社，印刷量就比較低，導致生產不能飽和、設備閑置。所以，印刷廠必須大量承接多個出版社的業務，才能充分分攤折舊成本，快速收回投資，從而也可以及時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設備。反過來說，編輯部因為不用負擔高昂的設備投資，可以針對小眾人群出版特定刊物，這才使得大量小型出版社得以存在。
在手機行業，蘋果就是“編輯部”，富士康就是“印刷廠”;在芯片行業，高通就是“編輯部”，臺積電就是“印刷廠”。只不過，芯片代工企業的設備成本可比印刷廠高得多。一臺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市場售價高達1.2億歐元，和一架波音737客機的價格差不多。除了英特爾和三星這樣的巨無霸，其他芯片企業很難負擔得起。最劃算的辦法，還是自己設計，然后外包給臺積電這樣的代工企業進行生產。但是，即使是英特爾和三星，也無法讓自己的芯片生產線完全飽和，所以要同時承接代工業務來分攤設備成本。
面對這樣的國際分工趨勢，日本半導體企業一開始非常排斥，堅持要走設計和制造一手包辦的模式，沒能在產業生態上及時卡位。后來，在與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的競爭中落敗之后，日本企業沒法再走縱向聯合型道路，只能在設計和制造中二選一。但奇怪的是，日本芯片企業的優勢明明在于制造環節，它們卻偏偏選擇了自己并不擅長的設計環節，轉型為“無廠化企業”，導致它們進一步喪失了競爭力。
這是為什么呢?西村吉雄認為，說到底，還是“技術至上”的思維在作怪。
日本芯片企業看不起代工企業，認為它們沒有核心技術，只會批量生產廉價產品。殊不知，代工企業因為設備折舊快，設備的更新速度也快，它們使用的生產設備和生產技術其實是最先進的。而且，因為代工企業向不同的設計公司開放接口，頭部代工企業的技術接口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行業標準，從而占據了主導權。
就這樣，日本芯片企業錯過了成為代工企業的機會，在設計領域又沒有明顯優勢，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總結
導致日本電子產業衰落有三方面因素：在宏觀層面，日元升值和美日貿易摩擦，對日本電子產業造成打擊，從高速增長變為緩慢增長;在技術層面，日本電子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應對市場變化方面輸給了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在戰略層面，日本電子企業錯過了參與國際水平分工的窗口期。
以上，導致日本電子行業發展內卷化——雖然很努力，但是方式方法錯了，結果就是努力工作的“通貨膨脹”。
對于中國來說，日本電子產業的失敗經驗在提醒我們什么呢?
第一：國家之間有合作，更有競爭，尤其是世界警察美國，不可能心平氣和地看著中國超越自己，就像當年美國政府第一次意識到有可能失去計算機領域的戰略制高點，于是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遏制日本。中國當下也處在被遏制的狀態，所以要明白“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意義所在：世間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很多知識理論以及西方的經驗標準，那是用厚厚的理性話語包裹著霸權的指示。
第二：“專業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日本的技術優勢一方面讓其產品質量過硬，另一方面滋長了專業的自大和盲目。
美國人善于開辟新賽道制定游戲玩法，日本人卻只是善于把這個游戲玩得很精致，美國人一看半導體你們日本人做到極致了，那我就不玩半導體了，再玩就內卷了，我玩CPU芯片去了。
子曰：“君子不器”。日本人的“技術至上”其實就是在“器”的層面一條道走到黑。專業主義也是內卷的罪魁禍首，為了技術而技術，忘記了技術的目的是服務于人。日本人擦馬桶都可以世界第一，但是這又有什么意義呢?就像是索尼的顯示器，像素已經在脫離人眼可視領域之外一路絕塵，技術發展得了精神失常。
專業主義技術至上，就像是一個吞噬器，人一旦進入，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卷”越封閉，越封閉越難以把眼光放寬。為了比別人厲害，即使是練《葵花寶典》也在所不惜，淪為了被編入了“更努力一些”程序的機器人，工作意義就貶值了，人生就乏味無趣了。
孔子很早之前就教導我們，思想比技術重要，思想是創造新價值和開辟新賽道的無形的翅膀、取之不盡的能量源泉。
(衡水高中是一類讓學子思想板結的化肥促熟劑，是讓人患上學習癌癥的內卷加速器)
第三：日本的發展是大起大落，追趕得快，掉落得也快。因為真正可持續的發展需要的是一個健全的生態系統，需要看得長遠和看到整體的戰略視野。
比如說，同樣種莊稼，歐美是用一百年的時間來讓土地環境變得富饒有機，就像東北的黑土地那樣;日本土地貧瘠，十年時間追趕歐美莊稼產量，怎么辦?那就拼命上化肥，化肥上多了，一開始莊稼產量喜人，但是土地也逐步板結了，再過一段時間，產量就會驟降。也像應試教育的高壓，短期效用最大化，卻閹割了學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患上了學習的癌癥，變得唯唯諾諾像個套中人，長大了還依然是老學生。長期來說，創新和自主發展的生態就被破壞了，淪為思想的荒原了。
總而言之，日本的電子產業興衰歷史離我們不遠，他們的內卷經驗我們似曾相識。這其中告訴我們的是：真正的進步，不僅是學習和追隨，更加是創造和想要引領。不僅是埋頭苦干，更是抬頭找路。
編輯： 趙凡
目前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此前分別在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獲得理學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現任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碩士生校外導師，天津大學特聘講師，并兼任北京大學環境學院E20聯合研究院副院長，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的定向邀請專家，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注冊專家(基礎設施與PPP方向)、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專家、巴塞爾公約亞太區域中心化學品和廢物環境管理智庫專家、中國環保產業研究院特聘專家、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環保產業政策與集聚區專業委員會委員。住建部指導《城鄉建設》雜志編委、《環境衛生工程》雜志編委、財政部指導《政府采購與PPP評論》雜志編委，并擔任上海城投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在PPP專業領域，薛濤現任清華PPP研究中心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PPP專委會秘書長、中國PPP咨詢機構論壇第一屆理事會副秘書長、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PPP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國合中心PPP專家庫成員、中國青年創業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智庫成員、中國城投網特聘專家等。
20世紀90年代初期，薛濤在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市政環境基礎設施項目管理，其后在該領域積累了十二年的環境領域PPP咨詢及五年市場戰略咨詢經驗，曾為美國通用電氣等多家國內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對環境領域的投融資、產業發展和市場競合格局有著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力于環境產業與政策研究、PPP以及企業市場戰略指導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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