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2020-02-03 09:34
來源： 中國固廢網
作者： 潘功、李少甫、劉琪、丁寧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很多地方都在開展垃圾分類的宣傳普及工作，而為了說服百姓垃圾分類所采用的觀點，也與許多多年存在但被壓制的“反燒派”形成了合力。前段時間，我在深圳的一次環衛協會的會議上也說到這個問題，就是現在為了讓老百姓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參與到垃圾分類中(接受更高的人時成本)以及接受政府花更多的錢來治理垃圾問題(接受更高的經濟成本)，有些政府基層的宣傳者進入了一個重大的宣傳誤區。我們都看到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微信文章，包括在昨天徐老師發言后對其提出質疑的反燒的微信公眾號們。主旨就是“三部曲”，第一，垃圾圍城了，通過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城市周圍被垃圾堆滿了，沒法看了(如下圖)。
第二，海洋魚類都被塑料垃圾搞死了。第三，垃圾焚燒二惡英危害極其嚴重。通過這三個理由推導的結論是老百姓要垃圾分類，相信大家都見過類似這樣的標準的宣傳方式，我覺得這派意見是在三叉戟坐標的右下角。這種宣傳本身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垃圾圍城和塑料垃圾進入海洋這些問題的最直接消滅者就是垃圾焚燒，通過垃圾分類并不能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在現階段，僅僅通過垃圾分類來實現減量，正如劉建國老師提醒的，在垃圾分類不可能完全精分等原因導致后端處置無法匹配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導致一堆垃圾可以分出十堆垃圾，而這十堆垃圾都變成堆積，或者跑到海洋里去了，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因此，在我們說的這個固廢處理問題的金字塔結構當中，垃圾焚燒作為第二階段中的中堅力量和整個固廢鏈條的托底，是不能輕易動搖的，所以在現階段想要一步到位的“天下無焚”而妖魔化垃圾焚燒是非常危險的。我們住建部門在這么多年來的努力，才使得垃圾處理逐漸讓民眾認可，(當然是在有足夠經費支持的情況下)，而我們的環保部門也積極的在后端監管方面有所作為(相關鏈接→“我是環境守法者”活動在杭州舉行13家垃圾焚燒企業作出環境守法承諾)。剛剛取得的不易的進展，不能因為垃圾分類又把這個基石在宣傳的過程中間給打破了，這個對城市固廢的穩定管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會對新建項目帶來更大的“鄰避”沖擊。
一步與多步：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
據上所述，我們認為固廢處理行業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存在一個“一步與多步”的客觀規律，目標遠大宏偉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一些前提條件尚未達到的情況下盲目追求一步到位的發展是很危險的。比如從過度依賴“人時成本”的角度來看，我們業內有一個段子，說北京的霧霾很嚴重，解決方法很簡單，我們只要把北京市兩千萬人全部集中在三環以內，一起搖扇子，霧霾就能吹散(相關鏈接→張奕軒：垃圾專利?教你一套固廢技術專利“防狼術”)。這個真的能做到嗎?
同理到我們的垃圾分類，要求每個居民像日本那樣把垃圾精細分類到18分，以達到各自可以回收利用的標準(理論上我們需要通過人力投入的細分，才可以使低價值可回收物提升品級以達到高價值到可以不依賴補貼做回收利用的可能)，而且從今天說好開始，明天就做到，從社會組織管理(政府能力)和人的本性(居民意愿)兩個角度來看都很難做到。在追求生態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當中，就必須要有后端托底設施去解決現階段的垃圾問題，否則面臨的就是系統崩潰的風險。這就是一個隨著社會進步的過程，一步與多步的發展過程問題。
人時還是財政：誰來承擔成本
而換個方向，我們提到的杭州余杭模式，前面的發言當中嚴崢也提到了這個項目。政府花近四百塊錢每戶每年的成本請人進行前端的入戶收集干垃圾，實際上是政府用經濟成本替代人時成本的一種方式。當然這樣的經濟成本也可以投入垃圾處理末端環節本身，由于居民細分不夠，我們就需要投入裝備在后端廠內精分上，比如購買蘇州嘉諾的裝備，這也是另一種經濟成本代替。
我們在寧波做生活垃圾收費的價格機制研究過程中在各地調研統計得出，不考慮垃圾分類，現在政府在末端垃圾分類處理財政所支付的成本已經達到每戶每年600-1200每噸之間(僅包含處理環節)。而熱議的垃圾焚燒的央補問題，焚燒廠全國從幾十個運營項目現在達到三四百個，中央財政確實也壓力巨大。對于以焚燒為主的末端處理來講，BOT的模式相對簡單，簽一個合同，就干起來了。那么下一屆市長就要給錢了。徐老師的演講中說到今、明兩年是垃圾焚燒廠的投運高峰，這些財政支出將成為懸在市長、書記頭上的一把劍。那么像杭州余杭模式下，近400元每戶每年的價格，全部都壓到政府財政來支付，純粹用購買服務的方式由企業代行來做垃圾分類可持續嗎?
大幅增加的垃圾處理成本讓政府很難持續承受，這也是發改委綠色價格機制文件要強調的問題，(相關鏈接→透視發改943文：垃圾收費分類雙管齊下，固廢管理進入體系化)就是盡快建立以“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同時與垃圾分類相匹配的差異化垃圾處理費價格機制。我們在做垃圾收費機制的項目時調研過國內很多不同類型的城市，我們發現我國目前的垃圾收費標準非常低，只有50-100元每戶每年(每戶每年約產生一噸垃圾)，遠不足以覆蓋垃圾的處理成本，這還沒有將收費的覆蓋率和收繳率考慮進來。(相關鏈接→寧波破題垃圾收費難： 寧波生活垃圾處理收費機制研究項目啟動)讓我們來對比看看國外，上圖中左邊是我們收集到的一部分發達國家向居民征收的垃圾處理費數據，德國600-3500每戶每年，日本800-4000每戶每年，左老師介紹的東京在800元，而大阪可以達到4000每戶每年，每個城市也不盡相同。
美國500-2000，瑞典500-1000。對比而言，我國目前的收費水平仍較低，在相應價格機制到位之前(這同樣也是個一步與多步的問題)，以及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再將垃圾分類全部搭到經濟成本上由財政支付，所帶來的就是垃圾處理財政缺口的不斷擴大，也就是我們說的“經濟不可承受”，那么也許仍需要通過一定的“人時成本”進行平衡，所以大家都對杭州余杭這種高政府補貼模式比較擔憂其可持續性。
編輯： 趙凡
目前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此前分別在武漢大學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獲得理學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現任E20環境平臺執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易二零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華北水利水電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碩士生校外導師，天津大學特聘講師，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的定向邀請專家，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注冊專家(基礎設施與PPP方向)、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庫專家、巴塞爾公約亞太區域中心化學品和廢物環境管理智庫專家、中國環保產業研究院特聘專家、中國環保產業協會環保產業政策與集聚區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垃圾焚燒專家委員會委員。住建部指導《城鄉建設》雜志編委、《環境衛生工程》雜志編委、財政部指導《政府采購與PPP評論》雜志編委，并擔任上海城投、天津創業環保、中建環能等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在PPP專業領域，薛濤現任清華PPP研究中心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PPP專委會秘書長、中國PPP咨詢機構論壇第一屆理事會副秘書長、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PPP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國合中心PPP專家庫成員、中國青年創業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政信研究院智庫成員、中國城投網特聘專家等。
20世紀90年代初期，薛濤在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市政環境基礎設施項目管理，其后在該領域積累了十二年的環境領域PPP咨詢及五年市場戰略咨詢經驗，曾為美國通用電氣等多家國內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對環境領域的投融資、產業發展和市場競合格局有著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力于環境產業與政策研究、PPP以及企業市場戰略指導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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