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濤表示，原來環境股是估值過高的板塊，平均倍數達到三、四十倍。現在這一估值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資本市場正在向美國市場、香港市場、新加坡市場靠攏，香港市場的平均倍數不到十倍，美國市場、新加坡市場更低。我國的環境股即便跌了一半，還在二、三十倍徘徊，傅濤認為，這一估值未來可能還會降低，向十五倍發展。

最近兩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環保上市企業更換了實際控制人，是因為按照原來傳統模式的融資已經不可持續，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在回歸產業的本質。

同時現階段的“中美貿易戰”不會是一個短期行為。而為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國會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非常強調金融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環境投資已經進入了后PPP時代。受嚴控金融風險的影響，前年開始，PPP迅速進入理性發展階段，很多沒有真正持續經營的PPP項目難以為繼，很多問題也在這個環節暴露出來。傅濤強調，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以PPP為代表的項目融資都是不可靠的，環境產業的資本拉動是靠不住的。

第六，監管趨嚴，責任劃分越來越清晰。

環保督察的常態化和趨嚴性，在促進環境需求更大釋放的同時，也給產業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很多產業問題也在環保督察的過程中暴露出來，如污水處理廠、垃圾焚燒廠的違規運營行為;污泥二次污染的責任問題，以及進水超標導致出水超標的責任問題等。

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立案處罰4萬多家企業，罰款達24.6億元。傅濤強調，對于環境企業來講，違規行為的成本非常高，原來簡單的項目擴張、低水平的運營都面臨著巨大風險。

由此，傅濤也指出，以資產差價盈利的時代已經過去。

環境產業過去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很大一部分利潤不是靠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靠資產增值創造的價值，至少有50%的效益來自于資產的增值，房地產的資產增值至少達到60%到70%，但是這個模式是不可升值的。傅濤表示，大公司原來做戰略，基本先選擇跑道，現在不僅要選擇跑道，也要選擇用什么車，用什么油，駕駛技術和駕駛環境如何。單一要素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按照同樣的資產模式，不斷尋找不同細分領域的路不通了。而是需要一個系統化的布局來持續。

水業市場的未來在哪里?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污水處理從非常小的規模達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傅濤也強調，目前中國的污水處理只是規模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工程質量、運營質量，以及服務質量距離世界領先水平還差距較大。這就是為什么目前我國水體黑臭問題嚴重，城市內澇以及一系列治理問題等依然很多，傅濤形容“按了葫蘆起了瓢”，環境治理往往抓了一個點，又冒出另外一個點，一直在徘徊之中。

傅濤認為，環境產業已經進入提質增效的時代，即將迎來新的發展潮流。這個潮流是對高質量，縱深化，過程化，精細化，系統化的追求，將迎來環境服務業的回歸。

環境產業真正要做到提質增效，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要做價值中心。傅濤指出，沒有哪一個偉大的產業是客戶的成本中心，每一個偉大的產業都要為客戶創造價值。

其次，不能再是代工廠，要主動對接綠色轉型。要進入城市發展和綠色化轉型的過程和環節當中去。

三是，不能再是雇傭軍，要做生態環境的主力軍。傅濤認為，環境企業應該勇擔生態環境建設的責任，成為主力軍。

四是，不能只把達標作為服務目的，而是要實現高質量的增長。

提質必然帶來成本的增加，那么提質后的價值和效益在哪里呢?

首先，提質的效益是系統施治的結果。

系統優化將帶來更大的價值，如果只在行業內進行優化，可能帶來20%到30%的成本優化空間。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統，從需求側就開始優化，可能帶來70%到80%的優化空間，甚至實現不花錢做環保。

真正系統性的服務，要打破專業分工，不能用綜合代替系統，未來產業應該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準和科學的系統施治，更讓用戶感知價值的系統服務和方案。

傅濤指出，系統治理集中體現在河流治理與保護上。習總書記2014年提出了指導水資源保護工作的16字方針：“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在長江大保護工作中，習總書記也提出了系統治理的思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區域協同”。

傅濤介紹，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長制研究，發現河長制是能最好體現面向效果的系統施治的載體。但目前河長制還沒有做到位，從有名，到有實，到有效，還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圍繞河長制如何變得有實、有效，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發現河長制的治理和系統產生效果有密切的關聯。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臨三大難題：

首先就是系統問題。以往我們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龍治水，部門各自立法，各自設立規則。要做好河流治理，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各個部門對水的施治，由一個河長、一個行政首長到彼此聯動。

第二個難題就是協調的問題。我國是行政強權的國家，所有的行政權利集中在行政首長，行政首長再按地域進行分割。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協同問題。去年年底，《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的發布，是真正意義上的協調發展的指導性、綱領性的文件。

第三個難題是支付問題。河長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沒有清晰的支付體系，加之非經營型PPP項目被關在了門外，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無法實現持續性的工作，支付難題更加突出。

圍繞這個難題，傅濤帶領團隊在上海做了河長制的實踐探索，探索在現有政治體制下，如何通過機制創新實現治理目標。創新性地提出了以“1+6+3”的實踐路徑為指導，即一個目標(水環境、水生態、水資源的系統目標)、六個統籌(規劃、工程、運維、經費、監管、社會參與)、三個支撐(發揮河長辦作用、智慧化手段助力實踐、考核機制驅動落實)。傅濤強調，簡單概括就是由九龍分治變成九龍共治。

編輯：徐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