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城市化過程中的水資源政策問題
論文類型 | 基礎研究 | 發表日期 | 2004-12-01 |
來源 | 中國水網 | ||
作者 | 鄒驥 | ||
摘要 |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其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就是城市水資源短缺問題。這種城市水資源短缺不僅體現在水資源的供給數量難于適應經濟高速發展的要求,而且還表現為水資源質量面臨下降乃至惡化的風險。本文從國際城市化指標比較、中國多數城市現存的普遍問題和個別城市案例分析等不同層面上展開論述,在對城市水資源供求狀況及其對城市自身發展和城市以外天然水體的影響進行一般描述的基礎上,從城市人口規模變化、城市產業結構同構化傾向、水資源相關成本與價格、城市給排水基礎設施建設在技術選擇和投融資戰略等方面與城市經濟社會總體 |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鄒 驥
摘要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其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就是城市水資源短缺問題。這種城市水資源短缺不僅體現在水資源的供給數量難于適應經濟高速發展的要求,而且還表現為水資源質量面臨下降乃至惡化的風險。本文從國際城市化指標比較、中國多數城市現存的普遍問題和個別城市案例分析等不同層面上展開論述,在對城市水資源供求狀況及其對城市自身發展和城市以外天然水體的影響進行一般描述的基礎上,從城市人口規模變化、城市產業結構同構化傾向、水資源相關成本與價格、城市給排水基礎設施建設在技術選擇和投融資戰略等方面與城市經濟社會總體發展和改革進程的協調、水工業市場化改革及相應水管理體制變化趨勢、用經濟手段管理水資源的可能政策選擇和相應影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
1.0 導言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特點是:人口在空間上迅速集中(包括常住與流動人口),城市人口迅速上升;大量水資源密集型工業環繞城市快速增長;大城市規模還在繼續擴大,中小城市發展盡管從行政建制上采取了促進措施,一大批縣被批準建市,但基礎設施建設任重道遠,投資制缺口巨大。迅速城市化提出的問題是:城市水資源供給(包括自來水、潔凈水體的保持和與之相聯系的污水處理)是否足以支持可持續的城市化進程?應當采取什么政策?存在什么選擇?本文正是帶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展開論述的。首先,在第2部分依據統計數據分析從水資源供給數量短缺、質量因污染而面臨惡化風險這兩個方面對城市水資源短缺狀況進行了描述和評價。然后在接下來的第三部分里,在對基于水循環的"整體水工業"概念進行闡述之后,通過對水資源產品與服務商業化的討論,識別出:自來水產品早已達到較高的商業化程度,而城市污水處理服務的產業化、商業化程度則很低的現象,并進而根據水資源如同糧食、電力等是生產、生活基本必需品的特點,歸納出水資源市場具有市場需求穩定、投資風險小但贏利率低、依靠自我積累發展的能力弱的特點。其后,又對水資源價格變動趨勢及其影響、水工業投資與融資、政府的作用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2.0 城市水資源短缺狀況
城市水資源短缺不僅體現在水的絕對數量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需求日顯不足,而且還體現于水質量方面。城市水污染使得安全潔凈水的可得性下降,同樣形成了對水資源的約束。
2.1 水資源供給數量短缺
基礎水資源。這里所言的基礎水資源是指從自然水體(包括地表與地下水)中可開采利用的水資源。1996年在全國663個城市中,有300多個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個城市供水矛盾突出〔1〕。中國幅員遼闊,南北方城市水資源短缺因地理差異而表現不同。在北方城市地下水資源得到廣泛使用,因此水資源短缺的表現之一就是很多城市地下水位由于超量開采而顯著下降;同時地表水供給也頻頻出現短缺征候,明證之一就是黃河下游斷流的頻率提高、斷流持續時間增長。又比如,首都北京市所在的華北地區,擁有1.41億人口、43萬平方公里。預計至2000年該地區人口將達到1.7億。按該地區常年平均水資源總量523億立方米計算,人均水資源僅約為370立方米,至2000年則降至310立方米。一般認為,人均水資源降至500立方米時,即達到"水危機"的臨界值。據預測:至2020年,該地區人口與經濟的增長將使總需水量達到757-816億立方米,是全區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的1.5倍,是偏枯年份的2倍多。而該地區的水資源過量開采問題也很嚴重。80年代全區已建成的3,000余座水庫控制了山區匯水面積的80%左右,打井量也超過151萬眼。在10年前的1987年,全地區取水量就已超過該地區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的75%,約是國際上公認允許水資源開發比例的2倍。由于該地區在過去的10年中人口至少增長了1,000萬,所以上述取水量占水資源總量的比例肯定會有所上升。據報道,該地區水消耗的程度也達到"水危機"臨界值的4倍以上〔2〕。總之,無論從人均擁有水資源量、水資源開采比例看,還是從水資源消耗量看,華北地區都早已深陷"水危機"之中。南方城市水資源主要來自地表水,盡管從絕對供水量上看水量尚不稀缺,但由于水污染嚴重,可得的安全潔凈水資源并不充裕。這一點從下文對水污染問題的討論中不難看出。
城市自來水供給。對于城市居民和經濟單位而言,自來水的供給具有兩大基本功效。第一,提供水質潔凈、使用安全的用水;第二,通過管網輸配提供用水方便。80年代以來,城市自來水供給有所發展。至1995年全國城市自來水供水量已達496.6億噸,其中城市人口人均年生活用水達71.3噸。表1示出了若干年份全國自來水年供水量、人均生活用水和城市自來水人口普及率的有關數據。由表1數據可推知:自1990年至1995年,全國自來水供水量增加了約30%,但人均用水則僅增長5%。這說明城市自來水供水量的增長速度低于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用水普及率在此期間則提高了約4個百分點。
表2列出了世界上一些主要地區的自來水人口普及率數據。這些數據主要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將此數據與中國自來水普及率相對比,中國1994年以來的數據高于這些地區的平均水平。應當指出:由于中國城市化程度還不高,城市人口僅占國民總人口的29%〔4〕,所以盡管此指標并不算低,但與發達國家相比,自來水服務在國民總人口中的普及率依然很低。
注:本表1990年以后各項指標按全社會范圍計算,1985年以前各項指標只按城建部門管理的范圍計算。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1995〔3〕、1996〔4〕。
表2. 世界一些主要地區自來水人口普及率,1994年
非洲 亞太地區 中東地區 拉丁美洲 自來水人口普及率 (%) 68.9 80.9 71.8 91.4 城市污水處理能力。按照一般的分類方法,城市污水處理量是作為城市衛生設施能力的一個指標,而不納入水資源供給分析中。但是,由于考慮到城市排放的污水將對城市附近自然水體形成污染,從而影響下游地區水資源供給質量;又考慮到污水經處理后有可能被循環使用從而形成另一個潛在的水資源來源,因此在這里將城市污水處理問題納入水資源供給的討論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符合可持續城市化的構想。 城市污水處理能力同時取決于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和下水管網的傳輸能力。從全國城市平均數據看,下水道總長度已從1990年的57,787公里增長到1995年的110,293公里,5年中增長了約90%;而每萬人平均擁有下水道長度也從1990年的3.9公里上升到1995年的6.0公里,5年中增長了約54%〔4〕。表3列出了中國一些主要大城市1995年污水處理能力的有關數據。從衡量城市污水傳輸能力的人均下水道指標看,深圳市、海口市、拉薩市和天津市分別達到32.7、13.7、12.5和10.4公里/萬人,在各主要城市中居前列。盡管自來水供水量并不等于應處理污水量** ,但由于這一供水量與污水產生量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故以其作為參考所得的指數(表3中污水年處理能力與自來水年供水量的比值)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近似反映城市污水處理能力對污水處理需求的滿足程度。由表3可知:杭州市、天津市和大連市該指標值相對較高,分別達0.82、0.52和0.51。而所列舉城市該指標的平均值僅為0.21。這意味著對于大多數城市而言,現有污水處理能力遠不能滿足污水處理的需要,處理率相對較低。
城市水資源需求的上升趨勢。可以預期,在今后數十年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繼續,在國民總人口基數絕對增加的情況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同時也將上升。這意味著城市人口數量將持續上升。與此同時,從生活用水方面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人均生活耗水量也將進一步提高。圖1根據近年統計數據示出了城市人均生活費收入與人均生活用水量之間的關系,它表明。在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現階段,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耗水量呈總體上升的趨勢。這種趨勢主要出現在從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隨著城市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洗衣、洗澡等耗水設備的購置安裝量和使用量上升較快,同時其他用于沖洗清潔的用水也會有所增加,這必然造成人均耗水量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均生活耗水量的上升,不僅使得城市居民生活耗水
的絕對總量呈上升趨勢,而且還使得生活耗水在城市水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其中,根據表1提供的數據推算,用于生活的自來水占自來水供應總量的比例從1990年的26.2%提高到1995年的31.8%。但是,當人均收入達到某一較高水平后,人均耗水量將會趨于穩定,如果生活方式有所改變或節水技術得到更好的應用,人均耗水量還可望有所下降。圖2示意的是在不同用水生活方式和不同節水技術應用程度下人均耗水量可能的變動趨勢。鼓勵居民接受節約水資源的生活方式和普及節水技術的應用,有可能在較高收入水平上降低人均耗水量。如圖2中從點A指向點B的黑色箭頭所示:從狀態A移動到狀態B意味著伴隨著收入水平從低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如果更多、更有效地采用節水技術并接受節水型生活方式,人均耗水量有可能僅有較少的上升甚至下降。
可能影響城市水資源需求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城市工商業對水資源的需求。迄今為止,盡管生活用水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工商業用水依然占城市水資源消費的絕大多數。1995年用于生產的自來水就占到自來水供應量的近70%。在傳統經濟體制影響下,由于在財政體制上的分離和投資體制上缺少對投資風險的真正責任承擔者,中國許多城市和地區存在著產業結構同構化的問題。突出表現就是:不管當地的自然資源特點如何、基礎設施條件如何,都要投資興建附加價值高、市場行情好、但資源密集程度卻較高的項目,在重化工業建設中存在著重復建設現象。黑色冶金、石油化工、火力發電、化工、造紙、釀造等工業都是水資源密集度高而產品市場前景又較好的產業,一些水資源并不充裕的城市在地區經濟分割的局面下以投資擴張的形式也在上述產業中上馬了大量項目,進一步加劇了當地水資源供給短缺的形勢。
表3. 1995年中國36個主要城市污水處理與傳輸能力
注:a污水年處理能力按日處理能力乘上300個有效工作日計; bn.a.=not available(數據不詳).
資料來源:本表數據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國家統計局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中的數據計算得來。
圖1. 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與人均用水量關系
注:圖中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生活費收入已換算為按1995年價格計算的收入。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所編1990-1996年《中國統計年鑒》所提供的數據計算整理。
圖2. 人均耗水量隨收入水平的可能變化趨勢
2.2 水污染使質量符合國家標準的水資源供給不足
水資源的短缺一方面表現為數量不足,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可得的水資源因污染而質量低下。在全國七大水系和內陸河流例行監測的110個國控重點河段中,水質低于《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Ⅲ類水體的河段已占39%,城市附近水域污染尤為嚴重〔1〕。圖3示出了自80年代以來全國六大水系污染狀況變化趨勢。從六大水系平均綜合污染指數在十多年中的變化情況看,黃河和淮河的污染呈現顯著上升趨勢,長江、珠江和松花江的污染有所下降,而大遼河的污染趨勢盡管不明顯,但其相對污染程度遠高于其他水系。
表4所提供的監測結果顯示了流經城市河流段的污染狀況。由表4可知:在所監測的流經城市河流樣本中,出現懸浮物、溶解氧、高錳酸鹽指數、生化需氧量、氨氮、亞硝酸鹽、揮發酚、石油類等污染物超標樣品的河流數較多,分別占到所監測河流數的53.4%至87%;上述主要污染物超標率在50%以上的河流段數也大多在30至70之間;年均值超標河流段數也大體在此數量范圍。它表明了重污染河段的分布廣泛性。
總之,天然水體、特別是流經城市河流的污染,使得城市可用水資源或質量符合國家標準的水資源數量下降,對城市正常水資源的可得性構成威脅。 近年來城市水污染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多年城市工業污染控制措施的實施,盡管工業生產依然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來源,但商業與居民所排放的生活性污水在排污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這可以從自來水供應量的分布數據中間接看出。圖4示出了1989年至1995年生活用自來水占自來水供應總量比例的變化趨勢。該比例從1989年的23.6%上升到1995年的31.8%,六年中上升了約8個百分點。顯然,與此相對應的是居民生活污水排放比例的提高。而且,長期以來對居民生活污水污染的控制一直比較薄弱,使得生活污水的污染負荷呈上升態勢。城市水污染控制戰略應針對污染源構成的這一變化趨勢作出適當調整。
表4. 1993年國控城市河流污染監測結果匯總
資料來源:《中國環境年鑒》編輯委員會,1995. 《中國環境年鑒1995》,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圖3. 全國六大水系污染狀況:平均綜合污染指數變化
1981-1993
資料來源:《中國環境年鑒》編輯委員會,1995. 《中國環境年鑒1995》,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圖4. 生活用水占自來水供應總量的比例
1989-199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所編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3.0 擴大市場機制作用,發展水資源產業
前述分析表明,盡管水工業在過去的數年中取得了很大發展,但水資源供給的短缺與對水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將是中國今后城市化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個矛盾。這一矛盾有可能成為制約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瓶頸。如前所述,中國目前城市人口僅占國民總人口的29%,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城市人口的比重無疑將繼續逐步上升。這就會帶來更加沉重的城市水資源需求壓力。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城市發展將不可持續。對此可能采取的短期策略包括通過控制而減緩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速度,進而減輕水資源需求壓力;長期策略包括通過規劃促進發展小型城鎮而限制城市規模、使人口分布相對分散,并且按照當地水資源特點確定和調整城市產業布局;普及節約水資源的技術和倡導節水型生活方式。但是,無論采取何種抑制城市水資源需求的策略,都不能回避增加城市水資源供給的艱巨任務。而城市水資源供給能否迅速得到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市水工業能否得到迅速發展。
城市水工業從其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范圍看,主要包括水體資源的保護、自來水制造與傳輸、污水輸送與處理。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水資源應當盡可能地得到重復使用和免受污染。從這個意義上講,污水處理實際上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對水資源的再生和保護,因而也是一種水資源的生產,它是增加城市水資源供給的一條有效途徑。在這里,我們要建立起整體水工業的概念。
長期以來水工業作為一項公用事業一直是由政府獨家操辦。水工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資金來源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地方政府也開始拓展籌集資金的渠道,例如通過雙邊發展援助渠道和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渠道獲得長期優惠貸款,用于污水處理設施的投資。但總體而言,目前所籌集資金的規模和渠道都還遠不能滿足城市可持續發展對水工業發展的要求。另外,將自來水給水與污水排水統籌在一起的城市水價雖經一再上調,水工業的收入從總體上看依然不敷其成本開支(主要是污水處理部分),更無利潤可言。這一方面使得水工業的建設投資與營運成為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使財政上本來就十分緊張的政府無力更多地投資于水工業;另一方面,由于水工業利潤率較低,投資規模大且周期長,不易吸引私人部門投資。這些,都制約了水工業的迅速發展。如何促使水工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相協調,在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背景中制定正確的水工業發展戰略和水資源政策,這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本節將從水資源產品與服務商業化、水價問題、水工業發展融資與投資問題、政府的作用等方面對上述問題予以討論。
3.1 水資源產品與服務的商業化問題
如前所述,水工業提供的水資源產品與服務主要包括水體資源的保護、自來水產品和污水處理服務。幾者之間又是關聯的。水體資源(主要指江河、湖泊、水庫、地下水等取
水水源)是城市自來水生產加工的原料,其質量影響著自來水的生產成本和產品質量;自來水的用途和使用方式又從數量和水質上影響污水處理的負荷;而污水處理的效果又關系到排放到水體后是否會由于污染而破壞水體資源。三者之間的緊密關聯構成了水工業的內部循環。限于信息可得性,下文僅就其中的自來水生產供應和城市污水處理(事實上也是水體資源保護的一個方面)予以討論。
在水工業所提供的這些不同產品與服務中,自來水產業化和商業化的程度最高。1995年全國有各類自來水生產和供應獨立核算企業5,147家,當年全行業資產總計達734.18億元,產品銷售收入達177.08億元,利稅總額達28.44億元。與其他行業相比較,自來水生產與供應業的工業增加值率屬較高行列,而百元固定資產原價實現的利稅則幾乎排名最后。這一方面說明由于所供應的自來水基本上是必需品,居民和企業收入彈性較低,因此具有比較穩定的市場需求,營利風險較小;另一方面也表明作為提供必需品的上游基礎產業,自來水生產供應業資本利潤率較低,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能力較弱。 與此相對照,城市污水處理產業化、商業化的程度就顯得很低了。這也是水工業的薄弱環節。1994年,全國共有污水集中處理廠93家,總投資合計為19.39億元,年運轉費2.55億元,實際處理廢水量為8.05億噸,約占當年自來水供應量的1.6%〔3〕、〔6〕。總體而言產業規模較小,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一些污水處理廠由于輸水管網不配套或電力供應不足等原因而遠未達到設計處理能力。對于大多數業已建成的污水處理廠,目前在財務上的狀況一般是將將能夠通過自來水加價而補償污水處理運行成本,個別地方的城市污水處理廠甚至連運行成本的補償也不能做到,更談不上行業內部自我積累資金用于擴大處理能力的投資了。
3.2 水價問題
3.2.1 水價變動趨勢
在計劃經濟時期,針對不同用戶規定有多種價格(例如,城市居民、農業、電廠、工業、賓館服務業等按不同價格購水);不同地區水價也存在差異。這種多重價格的特點一直延續至今,主要體現政府對居民的保護和對農業、電力等基礎產業的扶持。
過去很長時期內,水價水平較低,帶有補貼性質,不能足額補償污水處理和給水處理費用。現在正在逐步減少乃至取消補貼,使水價反映水產品和水服務的真實成本。例如,1995年北京市自來水成本為:
地下水源取水:≤0.50元/噸;
地表水源取水:≥1.00元/噸。
污水處理成本約為:0.25元/噸
而自來水價格則為:
居民價格:0.50元/噸;
工廠、賓館:支付比居民價格更高的水價格。
從1995或1996年開征下水管道有償使用費,每噸水征收額為0.12元。現在正在醞釀在自來水費征收中將污水處理費加價征收。總的方向是逐步減少補貼,提高水價,讓用戶來補償水處理成本。
3.2.2 上調水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濟南案例
1995年10月以前,濟南居民自來水價格為0.40元/噸,屬補貼性價格。1995年10月水價上調至0.60元/噸。如果按人均年耗水60噸計算,濟南城市居民在水價為0.40元/噸的情況下每年人均水費為24元;在水價上調至0.60元/噸之后,人年均水費36元。這兩種水費分別占到1994年濟南城市家庭人均年工資收入的0.6%和0.9%;占到1994年濟南城市家庭人均年生活費支出的0.7%和1.1%。后來有關部門考慮提高水價30%,用所提高的部分補償污水處理廠的運轉費用。按照這樣一個提價方案,城市人均水費占人均工資收入的比重將上升到1.2%,而占人均生活費支出的比例將達到1.43%。而所提的30%水價每年可為濟南市籌集到1,900萬資金,用于部分補償污水處理廠運轉成本〔7〕。
當然,在考慮水價調整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時,還應針對不同收入層次的居民分別識別影響,以保證不影響滿足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考慮到對水的消費有基本生活消費和奢侈性消費(如游泳、園藝、頻繁洗澡等)之分,可以采取按照水的消費量累進加價的水費制度,以此既保證低收入階層最低基本耗水需要,又限制高收入階層過于奢侈的用水需求,從而實現社會公平和用水安全的目標。
3.3 水工業投資與融資
表5示出了1993-1995這三年中全國在自來水生產供應業的投資情況。表明該投資總額按1995年價格計算從1993年的82.10億元分別上升到1994、1995年的112.70億元和123.07億元。而如前所述,截止至1994年城市集中污水處理廠投資總額僅達19.39億元。遠遠不能滿足城市迅速發展的需要。在對水價進行改革的基礎上應開辟多種籌資渠道。
表5. 自來水生產供應業投資情況 1993-1995 (億元)
建立多渠道投資體制,將多種類型的資金組合起來共同用于水工業的投資。例如,組建水工業股份公司就是將不同渠道的資金組合起來的一種形式。不同資本可以首先通過一定方式(如股份制、合作經營等)結合成相對緊密的公司資本金,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通過銀團籌集貸款、發行債券,帶動更多的資金。這就有可能實現資本聯合,形成足夠的資本規模來滿足水工業投資對資金的巨額需求。城市水工業重要的資金來源可能包括:
* 政府投資、貼息
* 開發銀行提供長期貸款
* 法人投資
* 外資(官方發展援助,外商直接投資,如采用BOT方式,盤活資本存量)
* 國內、國際資金市場上籌資:發行股票、債券,吸引長期間接投資。
在這里,有三點需要進一步說明。
第一,要想吸引多渠道資金投入水工業,首先至少要使水工業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領域。通過向上調整過低的水價和在稅收、貸款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有可能在水工業領域(特別是包括污水處理、循環利用)創造投資并贏利的機會。而且,在水工業領域投資機會的魅力不應當是短期獲取高額利潤,而應當在于可以獲得長期安全穩定的贏利。這正好適合于那些具有安全偏好的投資者。由于水、糧食和電能等商品具有基本必需品的性質,對它們的需求一般是比較穩定持久的。水的這種特殊性質就決定了有可能在水工業領域從總體上形成長期安全穩定贏利的投資機會。此處,特別需要將污水處理與自來水給水緊密結合,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如通過自來水加價而補償污水處理費用),這樣才可能充分利用水這種商品的特殊性質來創造水工業領域最起碼的投資條件。
第二,政府通過公共開支在水工業領域投資的作用應實現轉變。其一,變單獨孤立的政府投資為以政府有限資金帶動多渠道更多資金聯合投資。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主要不應當孤立集中地用于個別水廠設施的建設投資,而是應當主要用于為吸引更多其他渠道的資金而創造穩定、安全、優惠的投資條件。如用于水工業投資貸款貼息、稅收減免補償,或者通過股份合資等方式利用政府有限的資金去聯合、帶動其他渠道更多的資金投向水工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其二,變補貼用水為補貼水工業投資。由于水、糧食等都是基本必需品,涉及社會安全穩定,因此對水工業的補貼是必要的。但是,補貼作為一種政策手段,在水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其作用點不應當是水的消費者,而應當是水的生產者。這樣才能發出正確的刺激信號,使水的消費者通過較高水價(無補貼的水價)獲知水之寶貴,使水工業的實際和潛在投資者知道在水工業領域投資是有利可圖的,從而刺激他們投資于水工業,提高水的有效供給。
第三,關于潛在的非政府投資者。其一,國際資本市場上有大量私人游資在尋找投資機會。中國政府也鼓勵外資投向國內基礎產業。1996年中國協議利用外資816.09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732.7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548.04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417.26億美元,中國已經連續數年成為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最多的國家。經過多年積累,外商在華投資的法律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已經大大改善,只要通過對現有偏低水資源價格進行調節而使在水工業領域投資具有合理利潤率,就有可能吸引數量可觀的外資投向水工業這一基礎產業。吸引外資的方式既可以是外商直接投資,也可以是通過批準水工業公司在海內外上市或由金融機構承銷證券而為外商的間接投資創造條件。其二,在中國常年保持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的經濟背景下,國內私人投資的潛力很大。1996年,城鄉居民年底銀行儲蓄存款余額已達38,520.8億元(US$464 billion),約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67,795億元(US$817 billion)的56.8%。如何配置如此龐大的儲蓄總額一直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從居民家庭的考慮看,儲蓄的主要動機包括購置房產、子女教育、用于醫療、失業、養老的開支儲備,而在實際利率低下的情況下銀行儲蓄幾乎無贏利可言。但是,由于中國金融市場還不發達,老百姓金融資產選擇余地還不多,大部分居民也只能主要選擇銀行儲蓄這種金融資產形式,證券投資規模十分有限。既然住房制度改革可以將部分居民儲蓄引導向購置房產,那么是否可以設想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形式吸引部分私人資金投向水工業呢?
3.4 政府的作用
上文實際上已經大量涉及政府的作用。在此作一個簡要的歸納:
第一,政府在水工業領域的政策目標應當是致力于保護水工業投資者和水資源消費者的合法與正當的權益,一方面促進水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促進水資源消費過程中的社會公平目標,保證社會各階層成員對水資源的基本需求得到安全可靠的滿足。
第二,政府實現其在水工業領域政策目標的手段之一是通過公共開支直接對水工業進行投資或投資補貼;同時也通過稅收調節來鼓勵向水工業的投資。
第三,政府可以通過資本控股或對給排水管網的控制來實現在水工業資本多元化條件下對水工業這一國民經濟要害部門的強控制力。
第四,政府應當在立法、執法、規劃、協調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4、結論
第一,通過對城市自來水供應、污水處理與傳輸能力、水體污染狀況的評價,得出如下判斷:即盡管在過去很長時間內城市水工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迅速的城市化進程與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得城市水資源短缺的壓力將長期存在。這種城市水資源短缺既體現為水資源數量不足,又體現為水資源質量惡化。而在對城市工業水污染控制已見成效的情況下,市政(生活)水污染對城市水資源質量的威脅正在相對上升。
第二,城市水資源短缺的基本事實決定了水資源實際價格將呈現上升的長期趨勢。人為限制水價上調只能延長城市水資源數量短缺、質量惡化所持續的時間,甚至加劇這一局面。過低的水資源定價既抑制水資源供給,又不利于激勵水資源消費者節約用水。從長期看,水資源價格上漲對企業的影響將會相似于石油價格上漲的情形,既是價格上漲--生產成本上升--物價總水平上升(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刺激企業開發采用節約資源技術、加強管理、減少資源浪費--資源短缺緩解--資源價格回落。另外,初步的案例研究表明:水價在一定幅度內上調對居民戶生活的影響極其微小,大部分居民可以承受。
第三,水價的上升既可以刺激消費者節約用水、積極采納節水型技術,又可提高水資源供給方的投資贏利性,減少政府虧損補貼負擔,從而促進水工業的發展。
第四,減輕水價扭曲,加之政府通過運用直接參與投資、變補貼用水為補貼產水、稅收優惠、維護市場秩序等措施,水工業投資環境可望大為改觀,從而具備吸引包括外資和國內私人投資在內的多渠道資金的條件。
第五,在政府資金短缺、居民儲蓄居高不下、國際上存在大量待投資金的情況下,應當鼓勵在水工業投資領域資本聯合,允許外國資本、國內私人資本進入水工業領域投資。具體聯合方式可以是股份制公司、政府特許權等。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還會出現更多的融資方式和渠道。
第六,政府在水工業投資多元化的局面下仍可通過控股、經營管網等措施而保持對水工業這一國民經濟命脈的強有力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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