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解決水資源的短缺還要靠價格。這就是要保證水的供給還要靠大幅度提價。從供給來說，現在似乎還找不到水的替代品，但水并不是不可再生性資源，提價是可以增加供給的。

一

　　經濟學家都愛認死理兒。爭論中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誰也無法說服誰，于是就打賭，正確者贏，錯誤者輸。
　　這次打賭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一位是馬里蘭州立大學的朱利安·西蒙（Julia Simon)，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學的保羅·埃爾里奇（Paml Ehrltch）。在關于人類前途的問題上，埃爾里奇是悲觀派，認為由于人口爆炸，食物短缺，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消耗、環境污染等原因，人類前途不妙。西蒙是樂觀派，認為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價格機制會解決人類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人類前途光明。他們倆人的這些觀點代表了學術界對人類未來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這個爭論事關人類的未來，也格外受世人關注。
　　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決定賭一把。他們爭論涉及的問題太多，賭什么呢？他們決定賭不可再生性資源是否會消耗完的問題。不可再生性資源是消耗完就無法再有的資源，如石油、煤及各種礦石等。這種資源在地球上的儲藏量是有限的，越用越少，總有一天這種資源會用完。悲觀派埃爾里奇的觀點是，這種資源遲早會用完，這時人類的末日就快了。這種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消耗與危機，表現為其價格大幅度上升。樂觀派西蒙的觀點是，這種資源不會用完枯竭，價格不但不會幅度上升，還會下降。
　　他們倆人選定了五種金屬：“鉻、銅、鎳、錫、鎢。各自以假想的方式買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屬，每種金屬各二百美元。以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各種金屬價格為準，假如到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這五種金屬的價格在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給埃爾里奇這些金屬的總差價。反之，假如這五種金屬的價格下降了，埃爾里奇將把總差價支付給西蒙。
　　這場賭博需要的時間真長。到一九九○年，這五種金屬無一例外地跌了價。埃爾里奇把自己輸的五萬七千六百零七美元交給了西蒙。

二

　　這場賭博開始時就有開玩笑的性質，總共幾萬美元，算不上豪賭。但世人對這場賭博的關注程度遠遠超過了拉斯維加斯或雷諾這些大賭城的任何一場豪賭。因為它涉及人類的未來，賭的錢不多，意義不小。
　　西蒙教授在贏了這場賭博之后說，自己一開始就對贏得賭博充滿了信心，因為他相信人類社會的價格機制和技術進步。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調節經濟的“看不見的手”。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價格隨供求關系變動而靈活、及時地變動。價格反映了資源稀缺的程度。當某種資源短缺，供給小于需求時，價格必定上升。價格上升，增加了供給，減少了需求，最終使供求平衡。反之，當某種資源過剩，供給大于需求時，價格必定下降。價格下降，減少了供給，增加了需求，最終也使供求平衡。所以，只要讓價格自由浮動，價格就可以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有效地調節供求。
　　這五種金屬無疑是不可再生性資源，但也同任何其他資源一樣由價格調節。當這五種金屬越來越短缺時，其價格必定上升。但為什么現實中這五種金屬越來越少，而價格反而下降，西蒙贏得了這場賭博呢？關鍵在于價格上升刺激供給的作用。
　　我們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種資源都有其替代品，不可再生性資源同樣也有替代品。當這五種金屬的價格上升時，就刺激了人們去開發它們的替代品。例如，銅和錫過去主要是制造各種生活用的器皿的。當銅和錫的價格和錫的塑料制品就是有利的。同樣，銅和其他制造電線的金屬價格上升也刺激了人們開發替代銅的光導纖維，光導纖維主要以沙子為原料。這就是說，這五種金屬價格的上升刺激了人們去開發它們的替代品。當這些替代品大量生產出來時，供給增加，價格下降，人們就會用替代品取代這些金屬。這時，這些金屬的需求大大減少，價格自然就下降了。但在刺激替代品的開發和生產中，價格十分重要，只有價格上升到一定程度，當開發和生產這些金屬的替代品有利時，才能刺激這種創新活動。
　　替代品的開發與大量生產是技術進步的結果，但促進這種技術進步的是價格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包括專利在內的產權受到立法保護，人們可以從自己的發明創造中獲得豐厚利益。這是激勵人們開發各種替代品的動力。發明者尋找和開發這五種金屬的替代品——塑料或光導纖維等——不是為了解決社會面臨的這五種金屬短缺問題，而是為了獲利。但在他們為獲利而開發這五種金屬的替代品時，他們就為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價格調節使發明者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一致。這就是市場調節自發刺激技術進步的機制。有這一種機制，人類就可以生產出一切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替代品。因此，像這五種金屬一樣的不可再生性資源，不會枯竭，價格也不會無限上升。而且，價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由于替代品的大量生產而再下降，甚至低于原來的價格水平。這正是西蒙敢于打這場賭的理論依據。他的獲得不是偶爾的運氣，而是客觀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

三

　　其實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這場賭博并沒有過多懸念。二十世紀的美國經濟學家霍特林（Harlod Hotelling，一八九五——一九七三）已經在一九三一年發表的論文《不可再生性資源的經濟學》中分析了這一問題。他把不可再生性資源價格的上升率稱為這種資源存量的利率，這種利率會隨其他資產的利率（收益率）上升而同比例上升。這被稱為霍特林原理。這一原理證明了使不可再生性資源不會耗盡的是價格機制。歷史上也出現過類似這五種金屬的情況。以前，錫等熔點低的金屬被用來制造各種器皿，也有人擔心錫被耗盡，或價格無限上升，結果這種情況并未出現。類似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是屢見不鮮的。
　　美國經濟學家羅塞爾·羅伯茨（Rusell Roberts）曾以小說形式寫了一本介紹經濟的書，書名是《看不見的心——一部經濟學羅曼史》。這本書的主人公山姆·戈登是經濟學碩士，愛德華學校的經濟學教師，向學生提了一個問題：世界現已探明的石油儲藏量為五千三百一十億桶，每天石油消耗為一百六十五億桶，我們這個世界什么時候將用完這些石油。他要求學生一分鐘作出回答。許多學生開始用計算器計算。但山姆·戈登告訴他們，答案是永遠用不完。因為當石油越來越少，價格上升過高時，人們就不會用石油，而用其替代品作燃料了。只要石油價格上升到足夠高，一定公有替代品出現，剩下的石油由于開發成本太高，無人開發，石油自然不會用完。這正是經濟學家的思維與沒學過經濟學的人（這里的中學生）的根本差別。
　　山姆·戈登在這里講的故事與西蒙和埃爾里奇的賭博說明了同樣的道理——依靠市場機制和價格的作用，解決人類面臨的資源短缺問題。

四

　　我國的許多城市現在面臨缺水問題，有人預言，水資源缺乏將給人類帶來生存危機。世界上許多城市用行政性手段強制節水，電視中也有聳人聽聞的公益廣告——如果不節約用水，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將是你的眼淚。其實這些都沒什么用。美國某城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缺水時，用行政方法限制，甚至動用警察監控各戶用水情況，結果無用。至于公益廣告，企業追求點知名度，顯示一下社會關注，是可以的，真正節水的效果并沒有。
　　解決水資源的短缺還要靠價格。這就是要保證水的供給還要靠大幅度提價。從供給來說，現在似乎還找不到水的替代品，但水并不是不可再生性資源，提價是可以增加供給的。當價格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時，海水淡化、廢水重新利用等都成為有利可圖的。價格高，供水者收入增加，有錢當然可以找出增加水的辦法。同時，也只有提價，才能使人們節約用水，減少需求，當水低價時，用滴灌技術代替大水漫溉，就不合適。辦要價格漲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自覺采用滴灌技術，因為這樣做有利可圖。同樣，現實中已發明的各種節水技術，如干洗汽車，之所以無法推廣，也是因為水價太低。如果水洗一輛車只要十元，而干凈一輛也是十元，誰會去干洗呢？但如果水價上升到水洗一輛車要一千元，干凈一輛車才十元，干洗技術不就自然被廣泛采用了嗎？而且，只要水價漲到一定程度，各種節水技術就會被開發出來。這時，水資源還是問題嗎？
　　水是生命所不可缺的，如果任供求關系調節價格，水價上升過高，會不會危及低收入者的生活呢？他們收入太低，面對高價水，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證——無法洗澡，甚至連飲用水都困難。這豈不是太無人性了嗎？如果水價極高時，富人仍可以任意浪費水，窮人連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證。這種漲價政策豈不有悖人性，沒有基本的公正嗎？這時，水價逼得窮人起來造反，豈不天下大亂了嗎？
價格機制的確是無人性的，但我們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既利用了價格機制，又實現了人文關注和公正。方法之一是實行歧視價格，即保證生活基本需要的水實行低價。例如，假設一個人保證正常生活需要二噸水，這二噸水實行低價。在此之上實行累進價格上升。富人可以多用水，但要付極高的價格。例如，你仍可以用水洗車，但洗一次車的水要一千元，甚至更多。另一種方法也許更好一些，那就是給窮人以用水補貼，例如，每月每人給一百元水補。這樣方法變暗補為明補，也許更有效一些。總之，用價格調節所引起的問題，是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決的。在市場經濟中，運用價格作為調節手段，也是一種高深的藝術，就看你會玩不會玩。

五

　　那么，價格機制能解決人類面臨的一切問題嗎？埃爾里奇在上一次賭博中輸了以后并不服氣。他聯合了同事史蒂夫·施奈德教授，在一九九五年向西蒙發出再賭一把的邀請。這次是就關系全球環境和人類發展的十五種趨勢賭一把，每一趨勢下注一千美元。這些趨勢包括全球氣溫升高，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熱帶雨林縮減，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如果這些趨勢惡化，埃爾里奇就贏了，如果這些趨勢得到改善，西蒙就贏了。這次比賽仍然為期十年。西蒙接受了賭博。可惜這場賭博尚未分曉，西蒙就不幸在一九九八年二月去世。不過事情并未完結。丹麥奧爾胡斯大學的副教授比約恩·隆堡（Bjorn Lormburg）繼承了西蒙的事業，賭還在打下去。
　　這一場賭比第一次要復雜的多，也更難以預期其結果。因為不可再生性資源問題，的確可以用價格機制解決。但有關人類未來的十五大趨勢就遠非一個價格機制所能解決的了，何況這些問題要涉及到全球的各國，解決起來就更難了——只要看看南非環保峰會上，各國難以達成協議，即使有協議（上次峰會的京都議定書）也難以實施，就知難度之大了。
　　賭博難知分曉，樂觀派與悲觀派仍在爭論。隆堡繼承了西蒙的傳統，是樂觀派，他在二○○一年底由劍橋大學出現社出版了一本題為《環境懷疑論者》的書，對悲觀派進行了駁斥，此書在歐美還相當暢銷。但也受到代表悲觀派的環保主義者強烈反對。《自然》、《科學》、《科學美國人》這些著名雜志都對該書提出尖銳批評。看來即使是二○○五年，這次賭博結束之后，樂觀派與悲觀派的爭論也不會結束，也許還會有下一場、再下一場賭。
　　結果會如何呢？我認為，如果限于十年的期限，在這第二場賭中，以西蒙和隆堡為代表的樂觀派不一定會贏。二○○五年快到了，這涉及人類未來的十五種趨勢，的確有惡化的趨勢。但從長期來看，我相信，最終贏的應該是樂觀派，否則人類不就要自取滅亡了嗎？
　　人類在漫長的歷史中，曾遇到過許多在當時看來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并沒有毀滅人類，人類最終克服了這些問題，向前發現。有問題就一定有解決問題的機制。正在這種意義上，我是一個樂觀派。當你相信人類的未來美好時，你才會感到每一天的太陽都是新的，生活充滿了樂趣，你總在盼望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何必杞人憂天呢？
　　經濟學家打賭給了我們許多啟示，的確比拉斯維加斯的豪賭更有刺激性，還是去關注經濟學家正在進行的這次賭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