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監管不斷趨嚴,以及產能淘汰力度的加大,給我國制造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如何實現綠色轉型成為一個大問題。全國各省市紛紛開啟綠色轉型的探索和實踐。在2018首屆邯鄲綠色發展論壇上,香港城市大學博導、APEC綠色供應鏈網絡專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咨詢顧問施涵博士,從目前環保政策趨嚴的大趨勢談起,提出了邯鄲產業綠色轉型升級的路徑。
以下為施涵博士在論壇現場的發言內容:(根據現場速記整理)
香港城市大學博導、APEC綠色供應鏈網絡專家、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咨詢顧問 施涵博士
世界很多國家都曾發生過觸發全民環境覺醒的標志性事件。美國女作家Rachel Carson 在《寂靜的春天》的生動描繪引發了美國民眾對過度使用DDT等農藥所導致的生態災難的高度關注。上個世紀50-70年代,日本發生的嚴重污染公害事件也喚醒了廣大國民的環境意識。
施涵指出,2013年冬季籠罩在大半個中國上空的嚴重霧霾,很大程度地提升了中國老百姓對環境的關注。這些年,在治理霧霾方面,我國做了巨大的努力。與2013年比,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例如邯鄲市已經從5年前PM2.5年均濃度超過15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7年平均濃度86微克/立方米,而2018年1至9月,邯鄲市PM2.5濃度更是降到了65微克/立方米。即便如此,我國目前確定的PM2.5一級優標準(35微克/立方米),也只是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第三過渡標準,離開其10微克/立方米的PM2.5健康標準仍有很大距離。而且隨著大氣污染物邊際減排成本不斷上升,進一步減低PM2.5濃度將變得越來越難。
環境保護政策新趨勢下,邯鄲企業如何應對?
污染企業得以生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環境污染成本,更多地由社會承擔;二是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低水平的員工職業安全保護;三是基于低產品質量的低成本競爭策略。
施涵指出,“當前邯鄲市污染型企業得以生存的原因正在改變”。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將越來越嚴格地貫徹執行。其二,中國人口劉易斯拐點已經到達,勞動力成本將繼續升高,員工自身保護的權力意識也在增強。其三,隨著我國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轉變,好的產品質量對企業發展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未來環境標準趨嚴的發展勢頭近期乃至中期不會改變,而且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還會推動行業最低能效和碳排放上限等新標準的出臺。
隨著污染末端治理這類簡單技術措施的實施,未來企業環境績效的改善將更多地來自于:在兼并重組基礎上的行業結構改善、生產過程的源頭污染預防和產品結構升級。
施涵也強調,對于企業來講,現在創建綠色標桿企業,就是為了爭取10年到15年后企業繼續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營業執照。
綠色標桿企業的建設一定要與企業智能制造轉型相結合,綠色標桿企業建設將是邯鄲企業向綠色智能制造發展的初步階段,也是創建河北省企業環保“領跑者” 的準備階段。
施涵認為,邯鄲企業實施綠色制造應該走五大步驟:
第一步是污染末端治理與達標排放。第二步必須要做好源頭削減,做好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第三步要建立和有效運行環境、能源與職業安全管理體系。第四步是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第五步是開展產品生態設計,如綠色產品、綠色制造、綠色技術、綠色工程等等。
世界上最寶貴的資源已經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而在行業領先企業開展綠色智能制造標桿企業建設,可以破解邯鄲市目前在環境管理方面的數據缺乏。目前政府和企業都面臨著如何把比較割裂的數據綜合起來,變成可以利于決策、提升生產效率,以及改善環境的措施手段。
產業綠色轉型就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第一,各地均不斷在環保領域增加投入,很自然有人擔心環保投入的增加會影響到地方經濟增長。而地方官員需要認真考慮的是如何把加大環保投入有效轉變為發展本地環保產業的機遇。施涵強調,任何一個地方的環保投入是所有環保企業的收益,所以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培育本地的環保產業,從本地和其它地區不斷增長的環保投入中持續地取得收益和發展。
第二,大多數企業家都認為,企業做環保就是費錢。但施涵認為,環境保護措施既可能費錢,也可能省錢。邯鄲市傳統行業的企業管理粗放,存在相當多的投資回收期在3年以內的節能改造項目。鋼鐵、水泥企業在除塵工藝中的回收塵都可以回用到其生產過程,從而減少原材料的消耗。
第三,為了加強環境保護,政府不斷推出和實施一系列形式多樣的環境政策手段,包括污染排放標準、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等強制性管制政策手段、環境稅和碳排放交易市場等經濟政策手段、能效標識和可持續發展報告等信息手段,以及ISO 14001和綠色供應鏈管理等自愿環境措施。
目前邯鄲市主要是利用經濟效率較低的強制性管制手段,為了提高環境政策措施的經濟效率,邯鄲市在今后需要更多地采納經濟手段,以及以綠色供應鏈管理為代表的自愿型環境措施。要實現產業綠色轉型升級需要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供給和需求之間實施有效的政策組合。
第四,據研究,一個行業環境績效領先的企業約占2.5%,而環境表現落后的企業卻接近15%,其他大多數是中間追隨者。為了有效促進整個行業的企業改進環境表現,就要做到對環保領先企業的正面激勵和對環保落后企業的逆向淘汰的有效配合。如果僅采用正面激勵,而沒有對環境表現差的企業制裁,無法促使多數企業較快地提高環境表現。
第五,對于企業來講,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就是經濟和環境政策的不確定性。如果要盡量減少環境政策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企業決策困難,首先需要增強未來環境政策的可預見性,包括對外公布未來引入更加嚴格環境標準的時間表;其次,政府要與企業開展平等的協商與對話,以減少政府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性;同時,要減少政府被企業劫持的發生。
編輯: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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